在探讨韩国体育崛起的历程时，朴正熙时代（1961-1979年）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关键阶段。这位领导人在推动经济腾飞的同时，也将体育视为国家建设与民族精神塑造的重要工具。其政策不仅深刻影响了韩国体育的体制与发展方向，更为日后韩国跻身世界体育强国之列奠定了基石。

朴正熙执政初期，韩国仍处于战后恢复阶段，国际形象薄弱。他敏锐地认识到，体育竞技场是展示国家实力、凝聚国民自豪感的有效平台。政府开始系统性地将体育纳入国家发展规划。1962年，韩国颁布了《国民体育振兴法》，从法律层面确立了体育的地位，并建立了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与训练体系。这一举措使得体育事业摆脱了零散自发的状态，转向有组织、有目标的专业化发展道路。

资金与基础设施的投入是朴正熙体育政策的核心。政府斥资兴建了大量公共体育场馆、训练中心与国民学校体育设施。这些硬件建设不仅为竞技体育提供了后备保障，也逐步培养了民众的日常锻炼习惯。与此同时，国家集中资源重点发展摔跤、拳击、射箭等传统优势项目，并引入科学训练方法，选拔有潜力的青少年进行长期集训。这种“举国体制”的早期模式，显著提升了韩国在亚洲赛事中的竞争力。

体育外交是朴正熙时代的另一大特色。通过积极申办和参与国际赛事，韩国试图打破外交孤立，改善国际关系。1970年曼谷亚运会和1978年汉城（今首尔）亚运会的成功举办，便是这种战略的体现。特别是申办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计划，在其任内便已启动筹备。朴正熙将奥运会视作国家现代化的终极宣言，尽管他未能亲眼见证，但其奠定的政治决心、组织框架与基础设施，无疑是汉城奥运会最终成功的关键前提。

朴正熙的体育政策也带有鲜明的时代局限性。体育的过度政治化与工具化，有时压抑了体育本身的娱乐与人文精神。竞技成绩被等同于国家荣誉，给运动员带来了巨大压力。军事化管理的训练模式，虽提升了纪律与效率，却也引发了对运动员个体关怀不足的批评。这种强调服从与集体成就的体育文化，其影响深远而复杂。

纵观朴正熙时期，韩国体育完成了从民间自发到国家主导的根本性转变。他构建的体系将体育与国运紧密相连，通过行政力量、资源倾斜和宏大叙事，快速提升了韩国的国际体育地位。这一遗产兼具建设性与争议性，其建立的机制为后续辉煌铺平了道路，而其过于刚性的管理模式也为后世留下了反思与调整的空间。韩国体育日后的成就与演变，都深深烙印着那个时代开创与奋斗的痕迹。